1991年7月,我第四次参加全国高考,第四次还是失利。我十分无奈,灰头土脸地回到我的老家——长安县郭杜镇杜永村。面对贫困的家庭,面对衰老的父母,我无颜以对。
正好,嫁到邻村的大姐前来,她说:姐夫的建筑队需要小工,问我想不想去?我不假思索,立即答应。在高温酷暑下,在烈日暴雨下,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,脸晒黑了,像个关公,手磨破了,鲜血直流,母亲十分心疼,劝我不要干了,可是,我还是咬着牙,一天天坚持下来。当时,一个小工一天的工资是三块半,我风里来雨里往打工二十八天,最后结算工钱为九十八元。打工期间,大工健志哥看我个小力弱,细皮嫩肉地,他说,我不适合干这活儿,九月份还是补习去。
八月份,我又主动为家放羊,上午下镐河滩,下午上神禾塬,每天两趟,不辞辛苦,河滩塬畔留下我辛勤操劳的年轻身影。放羊期间,经常碰见贵亮叔,他说:农村的孩子要跳出农门,除了当兵,就是上学。当兵有可能复员,而上学,进了大学门,就是公家人。他说:农村还是苦呀!以我的性格和体格,不适合在农村呆,还是考学出去好。他还说:我是碌碡掀到半坡,下坡容易上坡难,应该知难而上。
转眼之间,又来到八月底,新的学期又要开始了。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,似乎天要下雨,我家召开家庭会议,讨论我是否继续补习?母亲一向听从父亲的安排,哥哥不好表态,父亲问及我的态度,我左右为难,犹豫不决,放弃吧,功亏一篑,前功尽弃,我不甘心!继续吧,屡战屡败,没有把握,万一再次名落孙山呢?其实,西安的姑姑见我补习了一年又一年,没有结果,而农村的同龄人有的已经结婚生子,她担心父亲的身体,奉劝我爸不要再支持我补习了。父亲说过,年轻的时候他吃过没有文化的亏,所以,他重视教育。他节衣缩食,供给叔叔求学,后来叔叔成为教师;他省吃俭用,供给姐姐哥哥读完高中,非常不易,非常难得,在我们杜永村被传为佳话。父亲再次问及我的态度,我思前想后决定补习。这个决定或许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抉择。父亲激动地说:“只要你答应继续补习,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!”
九月初,在人们鄙夷不屑的目光下,我再次轻车熟路地走进长安县第二中学,心事重重地坐进文科补习班的教室,班主任为白文勇老师,他安排我担任班长。我吃饭在学生灶,住宿在教室里。从前,我也租过房,有的房东和善,那还好说,而有的房东刁钻,寄人篱下,滋味难受。白天,在破旧不堪的教室里,我和九十多个补习的男女同学济济一堂,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们的讲课,晚上,就和几个男同学临时住在教室里,几张桌子合并起来就是一张床。数学难,语文粘,英语的习题做不完,看地理,背历史,读政治,秋月春风,严冬盛夏,不讲吃穿,没有娱乐,苦心孤诣,专心致志。其实,我爱文科,只有数学相对较差,别的还行,尤其擅长地理和语文,所以我扬长补短,加倍钻研数学,不耻下问,进步较大。
每个周六回家取钱,母亲总是为我准备停当。后来,多年以后,妈妈才说,父亲担心敏感而自尊的我看到他借钱尴尬,所以,他总是提前借好。我也知道我家经济拮据,捉襟见肘,没有想到父母如此艰难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!
那年冬天,有几只斑鸠白天在外边觅食,晚上始终飞回我家,栖息在我家堂屋的檐下,父亲说;“那是吉兆,海娃今年能考上大学吧!”
时光不知不觉又来到黑色的七月,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。高考,我五上考场,屡败屡战。1992年7月的高考,我特别冷静,特别沉稳,最后一次机会了,孤注一掷,好歹在此一举了,一切听天由命吧!连续三天中午,我都在长安县第二中学东门口的皮薄饺子馆用餐,一律为酸汤水饺,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,不管什么结果,中学时代结束了!长安二中永别了!
漫长的等待,让人焦虑不安。高考成绩终于揭晓了,我却没有信心前去打听。后来,父亲委派哥哥前去长安二中。忐忑不安之中,我瞅到哥哥取回的成绩单:我的总分为471分,其中数学为96分,满分为120分,不可思议。那时,文科总分为640分,那年文科本科线为472分,一分之差,有些遗憾。哥哥是过来人,他有经验,十分肯定地说:海娃今年可以走人!听到这句,我喜极而泣,母亲也跟着哭了,父亲却欣慰地笑了。
过了一段时间,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,母亲还特地打了两颗荷包蛋,犒劳那个邮递员叔叔。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子们知道以后,都夸我有决心,有毅力。亲朋好友知道以后,纷纷前来,表示祝贺,毕竟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大学生呀。
文|郝德海 编辑|董红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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